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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些铁路外债利率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不算高,更何况那时的中国政治、社会动荡,国家风险、政治风险都不低。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经济增长使社会收入增加,也必然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年的增长以及上面谈到的金融创新只是造就了少数首富,而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的财富。其实不然,因为即使老百姓手头的流动财富并没有明显增长太多,但他们的人力资本财富肯定已经上升许多,结果是每人的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都增加了。怎样让每个居民从增加的人力资本感到“富有”呢?那就得通过金融创新来帮助老百姓把人力资本“兑现”、把他们未来的收入流进一步“证券化”。申博138黑钱吗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儿讲“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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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000斤肉,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今天,村里农民多做一天工,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高15倍),5.7斤鱼(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许多倍。从明朝海禁开始,中国就基本停止了参与世界秩序建设的活动。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设立的国际秩序。直到二战期间,中国作为反日、反德、反意的盟国,被美国、英国和苏联邀请于1944年一同参与筹建联合国,才开始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共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秩序。申博138黑钱吗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仁(RobertAllen、JeanPascalBassino、MaisonFrancoJaponaise、ChristineMollMurata、JanLuitenvanZanden)做了一个题为《Wages,Prices,andLivingStandardsinChina,JapanandEurope:1738~1925》的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另一类对消费者有直接意义的证券是“保险”性质的,比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灾难保险等。当这些保险性证券不存在时,即当居民们无法事前“购买”这类证券时,居民们就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储蓄”来自保,这必然使他们在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之外不敢有任何其他消费愿望,这就会阻碍经济增长。以失业保险为例,如果张三夫妇在40岁时失业而且从此再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一家未来的生活费、教育费等可能是50万元,那么如果真的如此,他们未来的花费从哪里来?—尽管这或许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后果对张三夫妇来说不堪设想。于是,为了规避这种小概率事件,张三夫妇可能从结婚后就开始,不得不处处节省、储蓄。但是,如果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分(比如3%),张三即可买到全额失业保险,那么他一家就不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概率小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了。以当年海洋贸易最有代表性的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1600年12月,其宗旨是从事印度洋和大西洋贸易。从一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都有重兵压阵,在当时没有任何国际法、国际法院,也没有多国公认的“国际惯例”,跨国贸易公司的利益都只能由“枪杆子”打出来,并由“枪杆子”来保护。在最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自己拥有一支26万人的军队(包括海军和陆军),大约是英国皇家军队的两倍。其他诸如“弗吉尼亚公司”、“麻省公司”等也都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的作用一方面是为海运护航,甚至用军队帮助强行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公司在海外的工厂等产权作保卫。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横穿近代大国的主旋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以美国为例,除了少数引发一系列经济制裁的情况外,美国政府按以下两条原则来处理其海外产权被侵占的事态:第一,外国政府没收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产权时,如果是出于公众利益(比如铁路、桥梁、矿山),那么基本能接受;第二,即使是出于公众目的,没收外国公司或个人财产时,当事国必须支付足够合理的赔偿。正因为这两条原则,20世纪中叶美国公司在海外的产权被多次没收时,并没有引发战争,但争论、谈判的焦点都集中在赔偿价格上。于是,当第二届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于1907年6月召开时,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中律师出身的占多数。美国代表团共有9人,只有两人不是律师出身,其他成员(包括团长)要么以前是法官,要么是律师出身。英国代表团团长做过10年法官,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与经验。德国的首席代表也有多年的律师经验,其副团长则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法国代表团也类似,它的团长研究过法律,副团长曾是巴黎法学院教授,也曾是法国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其他参会国,比如奥地利、俄国、荷兰、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的首席代表均是在法律方面造诣很深的专家。

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成立,正好是1907年的海牙协议之后,按理说,其世界处境比晚清要好。可是,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忙于组建共和国政府(在中国那是新鲜事、是重大改革),并面临随时可能突发的内乱局面;另一方面不久之后,也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那次大战于1918年停止,但它从根本上打破了战前的世界贸易格局,使跨国贸易、跨国资本流动变得艰难。申博138黑钱吗那些年代的技术条件限制了各国之间的往来。在那种环境下,国际贸易纠纷、海外产权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用武力。那时并无正式的国际法可言。虽然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到1800年都已经有了股市,但股票投资还不成气候,因此那时候的海外产权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海外直接投资项目和债务。保护海外产权的方式也主要有两种:要么投资者自己有军队,要么由投资者所在国的政府派军队去夺回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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